时间: 2024-01-14 17:56:59 | 作者: 华体会官方网页登录入口
【小铎提示】“建设性”一词与“解构性”相对，旨在强调为现代世界提出一个积极的选择途径。“建设性”在方法论上是一种辩证的否定，呼吁思想者和行动者由为早已知道的东西寻找理由，转向直面问题并试图处理问题。建设性新闻则是对这一方法论的继承与学科内化。
建设性新闻以问题解决为导向，要求新闻业不仅仅可以揭示问题，同时也需要出示“问题解决导向”的报道框架。
建设性新闻在报道新闻事件的过程中，需要在传统新闻报道的“5W”的基础上加入“what now（现在怎样）”这一元素。立足于当下，更着眼于未来。
建设性新闻反对传统新闻报道的两极化与二元对立框架，要求吸纳更多的声音和观点。
建设性新闻需要通过广泛的采访充分了解民意，搭建民众与官方、精英及专家的对话互动平台，寻求共识和解决方案。
建设性新闻要求记者在报道冲突时充分挖掘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解释新闻语境，引导公众在全面理解新闻事件的基础上进行理性讨论。
建设性新闻要求注重公众互动，吸纳公众的广泛参与和协同合作，以实现对公共领域和社会共识的维护。
需要明确的是，建设性新闻坚持新闻的伦理和核心功能，且并不试图掩盖新闻中的负面内容。它打破了突发新闻紧盯当下和调查新闻追溯过去的视野局限，希望新闻从业者秉持“如何能够推动社会变好”而非“为什么情况这么坏”的思路展开报道。从而将新闻业的合法性从单纯的呈现和批判向推动人类进步的维度转变。
近年来，技术与市场的变化持续冲击着我国新闻业，受众对专业媒体的新闻报道越来越挑剔，质疑和批评成为常态，传统的专业新闻范式陷入了深重的危机之中；一些新闻报道因为方式不当而激化社会对立与矛盾，给整个行业的转型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在关键路口，西方提倡建设性新闻的部分理念和成效让国内新闻业看到了转机——一种区别于既往的、以积极姿态介入报道、建构人文价值、引导理性对话并致力于推动问题解决的专业新闻范式有望被塑造，协助专业新闻人重拾精英身份。这也是建设性新闻在国内关注度持续走高的现实动因。
学者凯伦·麦金泰尔认为一切新闻都应该具有“建设性”的面向，但国内学界业界对建设性新闻的界定、引导、规范和优化，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透过这次新冠肺炎疫情能够正常的看到，即便许多人对传统专业媒体的未来并不看好，但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前，它们依然是绝大多数公众获取信息的首要选择，甚至是唯一选择。新闻产品的核心价值终究是要靠内容来决定，而“建设性”元素的大量涌现，无疑给专业媒体在内容方面无可取代的优势上又上了一道保险。
这又引出了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专业媒体的职能在未来将如何演进？提倡建设性体现了社会对新闻业的一种期待：未来的媒体与记者既要能发现新闻，又要能主动调查和核实事实；既要能揭露问题，又要能引导舆论、促进问题得到妥善解决。换言之，新闻记者的职业角色和工作流程需要变得更立体，即“发现问题—传达问题—启发思考—集纳众议—促成合议—提出方案”，他们更像现代社会治理中的某个主体，而不单单是单一的“发现问题—发布信息”。“建设性”让新闻不再只是冲突与负面，也让新闻充满解决之道与希望。基于“建设性”的价值追求，专业媒体更有空间和义务以积极的姿态与创新的方式介入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之中，最终推动社会的整体发展与进步。
专业媒体的报道策划、事实核实、深度阐释正是剖析问题以促进有关主体解决实际问题的关键，而推动建设性新闻的发展，正是传统媒介精英群体对抗大规模业余化的自媒体信息生态时所确立的职业优势。
在信息获取与发布的及时性、信息的权威性、覆盖受众的广度与传播影响力方面，相对于央视、《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市场化媒体都处于劣势。寻找新的角色目标，就成为市场化媒体谋求生存与发展和寻求自身新的价值增长点的要务，但这并不代表建设性新闻不适用于官方主流媒体。
在疫情期间，官方媒体在推动积极舆论建构和社会心理恢复性叙事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这是主流层面对更广义的“建设性”的一种诠释。当然，像《中国之声》连续推出的《口述实录》疫情报道，也是官方媒体在新闻选题与形式方面对“建设性”的积极尝试。
通过传媒业与别的行业的资源整合和融合，媒体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新闻生产、分发和运营，而是拓展到更广阔的知识生产、舆情、咨询、培训等领域。一部分市场化媒体已经有着非常丰富的智库运营经验，在建言献策方面成果突出。提倡建设性新闻，也是智库转向与维护媒体基本职能之间一条良好的衔接与过渡渠道。
这类新闻以解决疫情中的具体问题为导向，通过实地调研、采访官方机构和权威人士，或整理历史经验与国外经验，与公众探讨处理问题的可能路径。如《武汉医疗物资之困：我们能做什么？》一文就具体梳理了抗疫一线紧缺物资的类别、医学要求，并解答了“物资为什么进不去”等重要问题。在报道发布后，《三联生活周刊》也直接参与到协调捐赠的工作中，协助医院和捐赠方更有效率地完成物资对接。
这类新闻能够在疫情的全局中发现某些被忽略的角落，或重视少数人的境遇与声音，为应急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周密性提供参考。如《疫情侵扰下的透析之路》一文关注疫区血液透析中心关闭后陷入困境的尿毒症患者，并没有直接批评医院“除发热门诊外，各科室门诊关停”的统一政策，而是为患者的联络、防护和费用结算梳理及寻求可能的解决方案。
这类新闻考虑世界的幸福模式，注重呈现积极体验，为创伤群体提供积极的心理暗示，也关心创伤后的心理疗愈。如《“她不怕我们！”被刷屏的湛江，这样对待湖北籍旅客》一文，通过多个细节片段的深度采写，还原了徐闻县志愿者协助武汉滞留人员共渡难关的全程，在正能量的主题下推广徐闻县所采取一定的措施的普适意义，也可以帮助别的地方的滞留旅客提升应对暂时性困难的信心。
从典型报道、正面报道、积极性报道到今天的建设性新闻报道，新闻生产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发展中的概念，在破解难题的过程中逐步走向成熟。当代中国疫情报道的变化，不仅仅对我国的新闻媒体自身，更对国际化对外话语建构有重要意义。
智能媒体通过算法技术推送的新闻由于缺乏新闻审查，负面报道和假新闻频频出现，这威胁到传统主流媒体公信力。因此，为了纠正公众对疫情的认知偏差，主流媒体在舆论引导方面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比如《南京日报》2020年2月18日《南报融媒体记者凌晨探访：为了城市正常运行，他们彻夜奔忙》，讲述了记者兵分12路，如实记录了夜幕下城市守护者的工作状态，大规模的实地访谈彰显了主流媒体的报道实力。
新媒体拓宽了个人及社会组织的表达渠道，在感觉和情绪占首位的“后真相时代”，雄辩胜于事实、意见压倒事实、立场胜过是非，在疫情传播中，社会化媒体一方面提供了多样化的信息，但另一方面也掩埋了事实真相。比如针对垃圾桶捡口罩二次利用的流言恐慌，“盐城文明网”2020年2月8日的《探访大吉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废弃口罩无害化焚烧处理》，及时回应了现实关切。
部分西方新闻媒体报道称中国采取的大规模隔离措施，是搞威权主义，甚至指责这场疫情防控是“中国威权式”疫情阻击战。美国《华尔街日报》2020年2月3日刊文《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还有媒体称方舱医院是“集中营”。为了对种族歧视的言论进行回击，“央视频”2020年2月15日发布视频《竟然开始“斗舞”了，说方舱医院是“集中营”的外国黑媒傻了》，展示了患者们和医护人员积极乐观的心态。
现代中国的媒体生态是一个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共存的时代，传统媒体在重大政治活动、政策法规宣传和国际事务报道方面有着明显优势，而新媒体在司法不公、意识形态和民生问题等方面也有所长。
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唐绪军说：“新媒体全方面覆盖了传统媒体的盲区。”在疫情传播中，主流媒体在前期病毒预警方面的失语，给了新媒体崭露头角的机会。主流媒体若不把握机会进行新闻业务报道的理念改革，将非常有可能失去媒体生态圈的主导地位。而中国媒介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需打通主流话语和民间话语，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两种媒体力量的融合，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多种媒体生态的和谐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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