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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的背后隐含着我们不曾留意的另一种文明进程

时间: 2023-11-24 14:19:55 |   作者: 华体育网页版官方入口


  有一首耳熟能详的《大海啊故乡》,歌词开篇便是“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

  古今中外,海洋作为一片深蓝宝地,一直都是人们心驰神往的领域。从远古时期的海洋神话,到劳动人民的“靠海吃海”,再到全球海洋贸易逐渐一体化,对海洋的探索,始终是萦绕人们心头的念想。

  然而,占地球表面积70%的海洋,却一直没能在人类历史记录中占据主角地位。纵观各类历史典籍,叙述的重点无一例外是人们在陆地上的各种活动踪迹。

  在全球经济持续不断的发展的今天,海洋领域和背后蕴藏的深厚潜力,开始逐渐浮现惊人的能量。

  林肯·佩恩供职于著名的缅因州海事博物馆,目前已出版专著5部,发表论文、书评等百余篇,由他编撰的《海洋与文明》一书,一经上市便广受好评,多家媒体称赞这是“一部海洋视角的世界史,一部关于航海者的史诗”,《海洋与文明》因而荣获美国《选择》杂志2014年度“杰出学术著作奖”。

  在林肯·佩恩看来,转换写作视角后,世界历史其实是一段人们通过海洋、河流与湖泊进行交流与互动,以及交换和传播商品、物产与文化的进程。各类民族,各个国家,通过不同的水路通道,塑造和传承了各自的文明,也不同程度影响了历史。

  1947年,冯友兰先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哲学史课程中,曾这样描述中国:

  中国是大陆国家。古代中国人以为,他们的国土就是世界。汉语中有两个词语都可以翻成“世界”。一个是“天下”,一个是“四海之内”。海洋国家的人,如希腊人,也许不能理解这几个词语竟然是同义的。

  换句话说,“中国是大陆国家,不是海洋国家;中国有海洋活动,没有海洋文明”。

  “海洋”概念在中国古已有之。《竹书纪年》中记有夏帝王芒“命九夷,东狩于海,获大鱼”,《诗·商颂·长发》中也有“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的语句,这表明,早在夏商时期,我们民族的统治者就已在海外开疆辟土,狩海经营。

  《诗经·商颂》还有“肇于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祈祈”的语句,记录了商朝开始和外朝经由海域进行交流的盛况。在上世纪20年代出土的大量殷墟海贝、鲸鱼骨、龟甲,也表明中原地区与沿海地带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

  到了周朝,中华民族已能开始制造战船,进行海上作战。雄厚的海洋军事力量,让周朝国力影响大大加深。

  “周邦所詹,奄有龟蒙,遂被到荒,至于海邦,淮夷同来。”在海战中的不断胜利,让东南沿海地区以及长江下游地区,全部归为了周的领地。

  早在姜子牙时期,就“通渔盐之利”让齐国经济和人口实现大幅度增长。到春秋时,管仲也建议齐桓公“海王之国,谨正盐策”。

  “兴渔盐之利,齐以富强。”通过渔盐变现打下的经济基础,齐国最终成为了春秋五霸之首,而海洋活动和陆地活动的不断交流,也让沿海人民对于海洋捕捞,就像中原地区依赖农耕生存一样日常。

  《越绝书》中称越人“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吴国更是“不能一日无舟楫之用”,在普遍观点里,我国古代是一个全民耕种的生存方式,这些历史记录则表明,在很久之前,劳动人民其实就形成了“靠海吃海”的传统。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开始了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伴随着农耕和栽培技术的不断成熟,人们开始逐渐使用和改良铁质用具。

  随着金属锻造技术的逐步发展,中国古代沿海的造船技术和航海能力也开始慢慢地提高,中国的海船开始了有系统探索之旅,从而发展出了海上丝绸之路。

  所谓“海上丝绸之路”,由法国汉学家沙畹1913年首次提出,类比“丝绸之路”的概念,用以形容中外贸易与文化的海上通道。

  沙畹认为“国之丝绢贸易,昔为亚洲之一重要商业,其商道有二:其一最古为出康居之一道;其一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

  依据史料,海上丝绸之路萌芽于商周,发展于春秋战国,形成于秦汉,兴于唐宋,转变于明清,是已知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古往今来,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不断向外输送陶瓷、丝绸、香料等中华文化,近如韩国、日本,远至欧洲和非洲,东西方商业和文明通过航海活动获得了不断交汇和提升:

  早在汉武帝时期,就开设了徐闻和合浦两个通商口岸,用于对外贸易和西南海防;

  到了魏晋,广州开始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航线远涉东南亚诸国,以及印度和欧洲的大秦;

  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已经拓展至14000公里,由广州出发,途中经过90多个国家和地区,历时89天(不计中途停滞时间),被誉为是公元8-9世纪世界最长的远洋航线;

  到了明初,开始执行“不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的闭关政策,但官方的“海上丝绸之路”依然正常运营;清代之后,慢慢实行海禁,直到广东“一口通商”,开始了对外贸易史的重要转折。

  “海上丝绸之路”是人类航海历程的一次重要标志,沿线各地经由海洋,深入交流了贸易和文化,航海技术和航海文明得以发展,让人类探索远洋以至全球化贸易活动成为可能。

  《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描写了一位14世纪的船长,他来自英国,曾经从北非跨越到波罗的海:

  但说到他的本领,比如计算潮位和水流速度,判断逼近的危险,还有泊船、观察月色和引航技术,从赫尔到卡塔赫纳,无人能及。他冒起险来,胆子又大心又细,他的胡须经受过多少次暴风雨的洗礼。从哥得兰到菲尼斯泰尔角,沿途的所有港口,他都一清二楚,布列塔尼和西班牙的每条河流他都熟记于心,他的驳船名为“玛德莱号”

  要和海洋打交道,不仅要有过人的见识和胆量,天文、水相、地理知识都需要丰富储备。结合之前冯友兰先生的介绍,很多人都觉得中国人并不善于航海。

  但是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认为,“中国人被称为不善于航海的民族,那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在航海技术上的发展随处可见”。

  在靠海吃海、崇尚“海洋是故乡”的背后,隐含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海洋文明价值观。

  某种意义上,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是早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出现的海洋世界体系。这样一个世界体系以海洋亚洲各地的海港为节点,自由航海贸易为支柱,经济与文化交往为主流,包容了各地形态各异的海洋文化,形成和平、和谐的海洋秩序。

  这项涉地广阔、历史悠远长久的海洋活动,为中华民族创造出了绚烂的海洋文明;海洋喷薄的无限活力,也激发了我们勇于探索、百折不挠、追求和平的海洋精神。

  罗素在《中西文明比较》中写道:“不同文明的接触,以往常常成为人类进步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学习希腊,阿拉伯学习罗马,中世纪的欧洲学习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学习东罗马帝国。”

  在长期和平互惠的航海交流学习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和平包容、兼收并蓄的海洋文明价值观。

  因而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活跃的年月里,沿路加入航海贸易的各国,虽然朝贡和学习于中国,却并不受中国武力管制和强势欺压。

  汤因比曾说,“文明是一种运动,而不是一种状态模式,是航行而不是停泊”。新的世纪,“随着海洋开发的立体推进及西方扩张性海洋文明发展模式的难以为继,世界海洋文明正在转型”。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逐步提升海洋事业发展的高度,作为联系世界各地的重要桥梁,海洋文明的内涵也将不断扩大。

  在海洋活动不断深入的今天,中华海洋文明作为古老的中华文化一员,终将被传承和发扬,赋予新的时代特色,在浩瀚宇宙里翻滚出新的浪花。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让我们接过前人的海洋探索旗帜,带着新的民族精神和使命,迎着海浪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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